貨幣戰爭硝煙再起:加劇全球資本動蕩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新華社中國金融信息網) 2014-11-15

量化寬鬆不是靈丹妙藥,無法僅靠量化寬鬆政策取得經濟改革的效果,政策效果既取決於國際金融環境、本國貨幣地位、資本是否自由流動,也取決於本國的經濟結構、政府債務情況。

歐洲央行繼6月份將隔夜存款利率降為負利率之后,又於9月份繼續將基準利率下調10個基點,再融資利率為0.05%,隔夜存款利率為-0.1%,這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首次實施負利率的央行。在美國次貸危機后迅速啟動量化寬鬆政策以后,日本以“安倍經濟學”啟動大規模量化寬鬆,歐洲在歐債危機后各方博弈的結果仍然是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且實行負利率,較美日更為激進。

美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連續推出4輪量化寬鬆,直到經濟確定企穩復甦、失業率大幅下降后,才從2014年開始逐步縮減量化寬鬆規模,根據耶倫近期在美聯儲會議的講話,何時徹底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仍要看勞動力市場、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情況而定。

美國雖然是次貸危機的“始作俑者”,但由於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以及美國經濟基礎、債務狀況相對較好,危機后在所有發達國家中率先復甦。當然,量化寬鬆政策在其復甦中起到了穩定劑的作用,通過政府注資、擔保、購買債券計劃向市場注入信心,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降低市場利率水平減少債務人負擔,盡量減少債務違約事件的發生。量化寬鬆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甦,也使得金融機構得以在金融危機后迅速恢復元氣。道瓊斯指數在2009年較危機前高點下跌53%,但很快在2013年初恢復到危機前水平,且屢創新高,房價較危機前下跌40%左右之后也在逐步上升。

在美國的量化寬鬆取得較好效果后,歐洲和日本也先后跟進,但是政策效果各異,取決於當地的經濟債務情況、貨幣地位、政治格局等。

歐洲雖然不是金融危機的發源地,但卻是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地區,部分國家政府如冰島、希臘等瀕臨破產,其中一方面是因為歐洲銀行購買了很多美國的次級債務,直接承擔大量損失,另一方面是因為歐洲國家和銀行自身的高杠桿,債務比例過高,直接暴露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目前歐元區最大的問題是各國經濟實力、政府債務的差異性較大以及整體的高福利社會,前者使政策出臺需要兼顧各國不同訴求,增加溝通協調成本,加大政策出臺難度,目前德國反對放松財政約束,而意大利、法國支援擴大財政赤字,兩派觀點讓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進退兩難。歐洲的高福利會導致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政府債務負擔過重,政策刺激的空間有限。雖然歐洲央行今年已連續兩次降息到負區間,並出臺了一攬子資產購買計劃,但是德拉吉出席全球央行行長會議時也明確表示,即使歐洲央行實施量化寬鬆,也不是解決歐元區經濟困境的萬應靈丹,必須有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的有力配合才能奏效。

量化寬鬆對於他國經濟存在負面溢出效應。一是量化寬鬆導致本國利率降低,使國際投機家借入低利率的本國貨幣,投資於他國,加大了他國的資本流入,可能助長資本泡沫,加大貨幣升值壓力;二是量寬導致本國貨幣貶值,提高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削弱了其他國家的出口競爭力;三是可能導致各國競爭性的量化寬鬆政策,引發貨幣貶值的惡性競爭,使全球流動性過剩,資本的流向充滿更多不確定性,對各國正常貿易、國內資產價格產生影響。

美國利用得天獨厚的美元霸主地位,量化寬鬆政策的推出游刃有余,借助向全球的資本輸出消化美元的過剩流動性,避免對國內經濟造成過高通脹,但隨著美元的輸出會推高了其他國家的資產價格;當美國需要退出量化寬鬆時,資本的回流會減少其他國家的資金供應量,從而影響資產價格乃至實體經濟,但是美國在退出量化寬鬆時只會考慮國內的經濟情況,而不會考慮帶給其他國家的負面溢出效應。因此,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時代,量化寬鬆實際上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率先啟動量化寬鬆的美國贏得復甦的先機,歐洲國家掙扎於政府債務危機的泥潭而無法自拔,也因各國無法達成一致而未能推出有效的量化寬鬆和改革措施,日本在安倍上臺后大規模推出寬鬆政策,希望於挽救“失去的二十年”。然而,量化寬鬆也不是靈丹妙藥,無法僅靠量化寬鬆政策取得經濟改革的效果,政策效果既取決於國際金融環境、本國貨幣地位、資本是否自由流動,也取決於本國的經濟結構、政府債務情況。在這場戰役中,量化寬鬆政策的推出是各國之間、國內派系之間的博弈的結果,並且他國采取的規則對本國經濟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大國之間的協同、溝通顯得尤其重要,而在這一點上美國似乎並沒有承擔世界大國的責任,沒有考慮本國政策對他國的負面溢出效應。

在全球貨幣體系多極化的今天,並沒有組織或國家能夠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起到資本穩定器的作用,各國競相量化寬鬆將不斷打破平衡,加劇匯率、資本的動盪,增加資本的套利行為,引發資產泡沫或貿易摩擦,在這場戰役中沒有最後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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