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鴨式教育制造“傻瓜”

作者:大前研一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訊讀書

在國際學歷調查中名列前茅的挪威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實施的是每個人都有無限可能的教育模式。對於想象力豐富的孩子,他們會這樣教導:“你的想法很棒。再進一步發展的話,會怎樣呢?明天再接著想象一下。”他們的教育允許100個人有100種不同的回答。

因為丹麥當時的教育無法適應有無盡可能的21世紀,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丹麥實行了教育改革,教育不再是“教”,教室裏的25名學生,有25種回答,是理所當然;通過討論得出一個正確結論,也沒什麽不可。孩子們在這樣的過程中“學”到了領導能力、團隊合作和積極進取。教師的職責是輔助學生學習,他們不再被稱為“教師”,而是被稱為“導師”。

反觀日本,教師遵循文部科學省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將問題的答案灌輸給學生。沒有聽到預期的答案,老師就會告訴學生“這是錯誤的”,並且還會舉行考試來檢查學生是否牢牢記住了答案。而且因為他們用偏差值來給學生排列名次,所以學生的自由想象力和決斷力都得不到提高。如此反復的結果,就是制造出一批對任何事情都不會自行思考的人。

在有著確切答案和模板式規範的20世紀工業化社會時期,這種做法是可取的。因為當時的社會需要大量能夠一致地、機械工作(即不需思考)的人。但是現在,只要是有答案的問題,上網搜索一下,任何人都可以即刻明白。或者說,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需要著重研究有多解的問題的時代。

在沒有答案的時代,需要的是思考能力、決斷力、判斷力以及行動力。世界上沒有百分百正確的答案。比如,現在應該用日元、美元,還是用歐元存款?這個問題就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是可以通過收集信息,進行推斷。是否能夠根據手中有限的信息進行綜合判斷,是步入社會、進一步走向世界所必需的能力。我們希望日本的教育可以通過訓練使人們掌握這方面的能力,培養出敢於挑戰沒有答案的世界性人才。

日本雖然重新評估了素質教育,增加了授課時間,但這無非是使日本教育回到了過去的填鴨式。即便有部分學習能力被挽回,也不過是適應過去工業化社會需要的能力。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有日本的數十倍之多,工資卻只有其十分之一,而且幹勁十足。對不情不願,抑或畏縮不前的落伍者進行再教育,這樣的日本有未來嗎?

隨著網絡和手機的普及,知識的價值一落千丈,但文科省卻依然遵循30年前的指導要領,將知識強迫灌輸給學生。指導要領的存在,說明了他們依然是在“所有的問題都有唯一答案”這一前提下考慮教育問題的。無論是文科省、學校,還是家庭、父母,都沒有產生不得不培養孩子思考能力的危機感。矽谷雲集了世界各地的人,他們的理念就是“競相騰飛,直到被打倒”。日本會選擇培養與中國、印度競爭的“機器人”(以固定的模式拼命幹活的類型),還是儲備與矽谷競爭的人才(富於智慧、創意,百折不撓,善於打破常規)呢?世界上只有這兩個戰場。

在與來自北歐教育大國的人們交談時,我總能深深感到他們心中的危機感:“如果不培養世界頂尖人才的話,我們這樣的小國就無法生存下去。”日本資源匱乏的情況,與其十分相似,但日本社會整體缺乏危機感,在這點上則無法與之相提並論。其實,日本面臨的真正危機,是日本人的集體智商或者說對外部世界的敏感度已經在日益衰退——分明處在危機之中,卻覺察不到危機。

在“沒有唯一答案”的世界裏培養不可或缺的技能

入學考試網絡作弊事件,表明了日本教育及入學考試體制與沒有唯一答案的時代是多麽不協調。

先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該事件的來龍去脈。在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四所大學正進行入學考試的時候,試題卻出現在了“雅虎知識堂”的網頁上。3月3日,京都府警方以涉嫌欺詐行為妨礙公共事務為由,逮捕了仙臺市的一名預科學校的考生,該考生承認“自己用手機將試題上傳到了網上,目的是想考上大學”。

該考生在面對京都府警方的調查時供認道,“考試開始的時候,我把手機藏在了褲兜裏”,“自己座位附近的通道很窄,誰也沒有來巡視過”。也就是說監考不嚴,很容易作弊。3月24日,京都地方檢察廳對因涉嫌欺詐行為妨礙公共事務而被逮捕的預科生下達了“建議收容監督”的意見,並將其遣送至京都家庭法院。

毋庸置疑,作弊是不正當的行為,該生的倫理觀應當受到嚴厲的拷問。但是,強調這點的同時,我也有很多話想對大學講:校方沒有做出任何尋找作弊者的努力,而是直接訴諸警方,是對自治權利的放棄;對其作為學府,卻向警方報案,以刑事案件立案的做法,我也深感不以為然;校方還應該反省的是,一邊收取了昂貴的報考費(國立大學一般是17 000日元,私立大學是35 000日元),一邊卻把監考的任務交給了一天一萬日元薪水的學生臨時工,對容易作弊的考試環境和監考情況視而不見。

現在的年輕人一旦碰到什麽不明白的難題,就會理所當然地使用電腦、手機等信息搜索工具,向外界尋求建議和方法。

無論是企業的研究開發,還是營銷,都十分關註“眾包”模式,都在探索如何有效地利用集體智慧。也就是說,在沒有唯一答案的21世紀,不可或缺的技能就是在自己不明白的時候,廣泛征求他人的意見,融合集體的智慧,然後再自行判斷,采取行動。

違反規定、耍小聰明的作弊行為確實不應該被縱容,但是在不明白的時候,將問題發布到“知識堂”之類的論壇上,卻是學生必需的IT技能之一。我認為如今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裏,大學卻依然不能從偏重知識和記憶力的教育模式中擺脫出來。入學考試中考察學生的試題,用手機就能輕而易舉地得到答案,這種考試,其存在本身就已經是上上個世紀的“古董”了。

我站在我們Business Breakthrough研究生院大學(以下簡稱“BBT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立場上講,我們的學校並不將作弊視為問題。確切地講,我們擬定的入學考試題目並不是靠作弊就可以答得上來的。

“向所有的人請教,從所有的事情中學習,不過,由你來作最終的判斷。”這就是BBT大學的基本教育方針。

BBT大學從以下3個領域擬定試題。

1. 考察想象力的題目(右腦的發散思維領域)。

2. 考察邏輯思維能力的題目(左腦的邏輯領域)。

3. 考察實踐能力與自我管理能力的題目(領導力與行動力的領域)。

因為不是單純地考察知識,所以沒有正確答案。針對每個問題,考生都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來陳述。因此,考生參加入學考試時可以攜帶字典,學生期末考試的時候也可以互相發短信討論。

入學考試的答案由BBT大學的教授們一一細查。之後,再對每一位考生進行單獨面試或群體面試,最終根據綜合情況,決定錄取名單。本校曾在2011年,針對有一技之長的考生舉行了論文考試。BBT大學的報考費是3萬日元,但我可以自負地說,我們也付出了與之相稱的精力和時間。

另外,在2011年度招收學生的時候,BBT大學的教授決定接收那名在入學考試中將試題上傳至網絡的預科生,並向東京證券交易所MOTHERS創業板提交了新聞稿。現摘錄全文如下。

BBT大學處於招生期間

關於允許入學考試網絡作弊預科生參加本校入學考試的方針

BBT大學(校長:大前研一,所在地:東京千代田區)在此宣布,BBT大學經營學部教授會正式決定,因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將一部分試題上傳至網絡問答版面的作弊行為而被逮捕的仙臺市預科學校考生(以下稱“預科生”)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參加BBT大學的入學考試。

21世紀被稱為“沒有唯一答案的時代”。BBT大學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即自己發現問題並收集整理所有相關信息,繼而以合理的依據形成自認為最優的想法。本校培養的目標,是讓學生聽取所有人的意見,進行綜合分析,最後拿出勇氣、付諸實踐的能力。因此,我們不會憑借用手機可以即刻得到答案的問題來衡量考生的實力。

BBT大學之所以允許受到法律和社會制裁的預科生參加BBT大學的入學考試,其原因在於,該生在當時的入學考試中做到了別人從未做過的事情,據此我們判斷,他具有開拓性的品質。我們可以試想一下,這樣的他進入社會之後會有怎樣的作為——他可能會效仿別人的做法,同時盡可能多地聽取別人的意見,最後再自己做出判斷。如此看來,作弊本身並非只有不好的一面。不過,學習經營學的人必須有良好的倫理觀念,因此在面試時,我們也會像對其他考生一樣,從多個角度考察他的倫理觀念。在規劃該生未來發展前途的時候,BBT大學希望從教育的角度出發,使他掌握BBT大學視為教育宗旨的思考能力,成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大展身手的人。

另外,那所學校針對預科生的行為,選擇將其交付給警方,造成學生因欺詐行為妨礙公共事務罪而被捕,這是對大學自治權利的放棄,也是對教育的放棄。從大學的立場或者從教育機構的立場出發,我們對學校此種做法的正當性提出質疑。況且,校方收取昂貴的報考費,又是否做到了其面試或評價考生資質的單獨測驗與費用相稱,對此,我們也持懷疑態度。我們推測在入學考試中,監考官要分析該預科生的行為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而我們覺得監考官中沒有人會去留意這類行為,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在同一個考場內)有多少名考生用手機檢索英文單詞等情況。放過這樣的行為,而只對在網上留下證據的行為進行處罰,從公平理論的觀點看,我們對這樣的做法也不敢茍同。再者,進入大學的學生中約三分之一都是保送生,高中學校決定這些保送人選的時候,也並非只依據學生的實力,還包含老師的主觀印象以及家長的背後操作等多種復雜因素,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樣的擇取制度並非絕對的公正、嚴謹。鑒於這樣的學生都可以被錄取,我們對入學考試以及考生錄取標準的公平性,同樣深表懷疑。

此外,作弊事件發生後,BBT大學向在校學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們認為可以錄取該預科生嗎?”結果,盡管對於其違反考試規定這一點,大家都持反對意見,但部分學生都同意錄取該生,“只要他不肆意傷害別人,我就願意和他進行討論”;“BBT大學的考試中,作弊是沒用的,所以沒有拒絕錄取他的理由,只有考察他倫理觀的必要”。

而且,BBT大學的入學考試題目主要考察學生的想象力、邏輯思維能力、主動性和領導能力,任何一個問題都並非只有一個答案,作弊也未必能獲得高分。本校還要求考生參加面試,從各個角度考察他們的人格、團隊合作能力和倫理觀等,並加以綜合評定。

本校執行如下方針:若該預科生響應了該通告,申請本校,本校會對該生使用與其他考生一樣的考題,不作更改。

綜上,如果該預科生願意的話,BBT大學會接收他的入學申請。

BBT大學過去的入學考試題目都登載在了學校主頁上,希望大家嘗試挑戰一下。應該很快就會明白作弊對這些題目是毫無用處的。

出現改進的預兆

20世紀60年代,電視機開始普及,評論家大宅壯一評價該現象會讓為數1億的日本人變成白癡。隨著電子化的發展,網絡和社交網站越發普及,現在已成為“日本全民評論家”時代。電視綜藝節目上,學者、知識分子、藝人等交雜在一起,充當評論家,對時尚或時局各抒己見。在網上,因為是匿名制,遍布的是更加不負責任的評論。

對於在媒體或網絡上聽到、看到的他人意見,越來越多的日本人不加辨別、全盤接受,發表“官員差勁”、“政治家差勁”、“公共媒體差勁”等拾人牙慧的評論。不過,因為大多不是自己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意見或評論,所以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人們就會搖擺不定,或者轉變立場。

這也可以視為日本集體智商衰退的現象。

但是我認為這些問題並非沒有改進的征兆,盡管這個看法可能有些樂觀。

這個征兆就是上文提到的,震災後,我上傳到YouTube的節目,點擊率一個月內達到200萬以上的事情。而且網友留下的評論也大多都是“大前先生的解說最簡單易懂”之類的內容。

為什麽會有這麽多人收聽這個節目?也許,還是因為大家對由政府和東京電力操縱的言論抱有疑問:“這太奇怪了,是不是在隱瞞著什麽?”盡管事實上,信息都是被統一管制的,但是大部分日本人仍然感覺到了公共媒體發布的信息都是對政府和東電有利的信息。

3月19日,我在CS廣播節目中發表的關於核電站事故平息方案以及震後復興的觀點,在之後的《朝日新聞》的一版上被提到了5次。

不過,《朝日新聞》的記者可能並沒有觀看我上傳到YouTube上的節目。他們只是聽政治家提到有這麽一種觀點,就原封不動地抄錄上去。如果已經看了YouTube,就不會不知廉恥、現學現賣地把我的觀點登載在報紙頭條上,而且是在一個多月之後。

國民在公共媒體和YouTube這樣的大眾傳媒工具之間,選擇後者作為其消息來源,這顯然不是政府所樂見的。因為在網絡社會中,用戶直接聯系,相互傳遞信息,這樣一來,政府就難以單方面地對信息進行統一管制,或者進行信息操作。

在美國和韓國,網絡在選舉中的力量已經得到了證實,日本則尚在發展中,對官邸或政治家單方面發放的郵寄雜誌,也只有一部分沒有主見的人在翻閱。但是今後,如果日本使用網絡的人爆發性地增長……

網絡社會中,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並發表意見、相互討論,以此互相提高、謀求進步。古希臘的人們就站在大廣場(成為市民生活中心的公共廣場)上,對政治進行激烈地辯論,然後根據辯論結果,進行政治活動。所謂的網絡社會,就是這樣一個五光十色的“大廣場”。當然,不可否認它也是一把雙刃劍,但大家聚集起來,持續地交換意見和經驗,集體智慧就有可能得到錘煉。要扭轉智商衰退、國人不思考的局勢,突破口就在於此。

 

大前研一與王永慶一樣,有著「追根究底」及「務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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